我1927年出生，1934年上學，這時日本統(tǒng)治臺灣已有三十多年了。盡管日本殖民當局從侵占臺灣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推行奴化教育，特別是普及日語，但我的家庭還是在過道地臺灣人的生活。母親念的是私塾，她看中文，講臺灣話，她教我念三字經(jīng)，朗誦唐詩。家中排滿了二、三十年代大陸出版的小說。母親不會講普通話，她看中文，朗誦唐詩，都是用臺灣話進行的。臺灣話有文音、白音，朗誦唐詩是用文音，念起來很押韻。
我六周歲念公學校（臺灣人念的小學校），雖不有日本人念的小學校，卻已夠日本化了。在學校里，講日本話、寫日本字、唱日本歌、演日本戲，學日本歷史地理，過日本的節(jié)日。學校規(guī)定，經(jīng)過神社要停下來敬禮，星期天要到神社掃地，天皇生日那天學校要發(fā)一塊餅給每個學生。總之，在學校的活動一切都按日本人的規(guī)矩。唯獨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的祭孔是按中國的禮數(shù)，穿中國的祭服，奏中國的禮樂，參加祭舞活動的學生每個人還能分到一斤左右豬肉。這樣的日本氛圍對我來說還是有影響的，我曾一度認為天皇還不錯，還把乃木希典做為自己的偶像。（乃木希典：幼年貧窮，刻苦學習成為陸軍中將。明治天皇逝世時切腹自殺）。
跟完全日本化的學校相比，臺灣的社會仍然是臺灣的、中國的。市場上講的都是臺灣話，偶而有福州話；早點有杏仁茶加油條、菜粽（包花生的粽子）、碗糕、咸稀飯等臺灣小吃；街上盡是臺灣木屐的咔啦咔啦聲。一到晚上戲院演歌仔戲“山伯英臺”、“陳三五娘”，特別是普度之夜有錢家里都在家演歌仔戲，廟里有布袋戲、傀儡戲，還有不知從那里飄來的揚琴“廣東音樂”。唯有在電影院里放的日本電影，在“盛場”（當時臺南有名的小吃街）三三二二的日本人在品嘗臺灣小吃才會使人感覺這里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時，我在學校受日本人的教育，回到家里過臺灣人，中國人的生活。
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為了戰(zhàn)爭的需要，日本殖民者強化對臺灣的統(tǒng)治，推行皇民化運動，妄圖消除臺灣民眾的祖國觀念和灌輸日本臣民思想。學校組織學生，時而拿著太陽詐欺，唱日本軍歌，歡送日本軍隊，軍夫到大陸打戰(zhàn)；時而參加為慶祝某一戰(zhàn)役勝利而舉行的提燈游行；時而到神社祈求日本士兵“武運長久”；戰(zhàn)爭氣氛逐漸彌漫全島。
為逼使臺灣人忘掉自己是從唐山來的臺灣人，日本殖民者逼迫臺灣人改用日本姓名。在我念小學五年級時，老師強行改掉全班同學的名字，但沒有改姓。我的名字被老師改為“楊玉三郎”，不過沒用多久就不用了。成績單以及升學考試還是用原來的姓名。學校的臺灣籍老師都沒有改用日本姓名，后來我上二中，同年段150名同學也都沒有人改。據(jù)說，一些公務員和醫(yī)生改了，還有“國語家庭”改用日本姓名。臺灣人改用日本姓名，我的印象是像一陣小陣雨，地剛有一點濕就雨過天晴了。
為了同化臺灣人，讓臺灣人忘掉祖先，祖國，日本統(tǒng)治者還強迫臺灣人用日本天照大神信仰取代世代相傳的祖先崇拜，逼近臺灣人把祖先神主拿掉，改拜天照大神。因為警察要到每個家庭檢查執(zhí)行情況，父母只好把祖先神主換成天照大神牌，但全家人一次都沒有拜過。每逢中國人的節(jié)日，父母就把日本神牌拿掉，換成祖先神主，祭拜祖先，一切都按傳統(tǒng)禮數(shù)。真是：殖民者有政策，臺灣人有對策。
為了進一步拉籠，臺灣知識分子，日本殖民者還設“國語家庭”，對全部使用日語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進行獎賞。當時物質(zhì)供應緊張，對日本人有特殊供應（如魚、肉、蛋等），一般臺灣人是沒有的。日本人以“特殊供應”為誘餌，誘使臺灣知識分子全盤日化。對此，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不屑一顧。而且，在臺灣家庭里，既有日本式風呂、便所、樶樶米，又穿和服、吃日本料理者廖廖無幾，全島會有多少“國語（日語）家庭”呢？可想而知。
這時，發(fā)生了一件我一生難忘的事。
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大約一年三個月的一個星期天早晨，我睡過頭，沒有按規(guī)定到臺南神社掃地。星期一我按往常一樣背著書包上學。一踏進教室，只見老師拿著棍子站在講臺上，他一見是我，就叫我上講臺，并脫我褲子，不由分說毒打一頓，打得我蒙住了，好長時間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原來，臺南神社祀的是天皇的親戚北白川官能久，1895年他以近衛(wèi)師團中將師團長的身份，率日軍用武力強占臺北、臺中，于曾文溪北岸，被臺灣一無名義軍戰(zhàn)士刀割致重傷，在臺南斃命。我不去掃地，分明是對他不敬對天皇不忠，難道不該挨打？我深深感受到二等國民的悲哀，什么“忠良臣民”、什么忠君（天皇）愛國（日本）統(tǒng)統(tǒng)被打得煙消霧散，變?yōu)檫^眼云煙。
1940年4月，我考進臺南二中（現(xiàn)為臺南一中）。當時臺南二中（大多臺灣人）和臺南一中（大多日本人）的學生時常發(fā)生磨擦，甚至吵架、打架。我就此事請教高年級學生。他們說，這是日本人欺負臺灣人引起的。接著說“二等國民”，講了許多臺灣人被欺負，毫無政治地位的事例。就說念書，日本人念小學校，臺灣人念公學校；日本人的子弟都可念中學，臺灣人的子弟多上不了中學（我考二中那年，報考八百多人，錄取150人）；能念大學的臺灣人更是屈指可數(shù)。臺灣念不了書，當然就業(yè)就更難了。小學老師，有臺灣人，日本人，但校長一定是日本人；中學、大學的老師都是日本人。臺灣人很難進政府機關，就是進了，也只能擔任低級職位和雇傭人員供日本人驅(qū)使而已。臺灣知識分子毫無前途可言，只能做醫(yī)生或律師等。我從他們的話里找到了我被挨打的深層原因，也從他們的話里了解到，是日本人對臺灣人的民族差別歧視政策，壓迫、欺侮、不公、不平才使臺灣人無法認同日本人，也無法跟日本同化，成為皇民。
高年級同學還對我說，臺灣是警察社會。警察無所不在且大權在握，管保甲、行政、戶口、衛(wèi)生、稅捐，一句話什么都管。他們是日本人的走狗，四腳仔。果不其然，有一天日本警察又來到我們家的院子里。原來，跟我同一個院子里住一位福州人。日本警察對他的監(jiān)督和控制比臺灣人更加嚴厲，三天二天找他麻煩。這次訓話比往日不同時間長、語氣重、傷人、污辱人格，我在旁邊實在聽不下去，說了警察幾句。日本警察老羞成怒，跟我大吵一場。父親回家后聽說這個事，嚇得顧不上罵，趕緊買了許多禮品跑到派出所向警察賠禮道歉才含糊了結此事。
1941年12月，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這時日本兵源已涸轍，極需臺灣人精神上成為日本人，為日本侵略戰(zhàn)爭充當炮灰。于是，強化對臺灣人的控制和洗腦，下令禁演歌仔戲、高甲戲、布袋戲、傀儡戲，大放日本戰(zhàn)爭電影，演皇民戲、青年劇和紙芝居等，大唱日本軍歌（有的軍歌是臺灣歌曲曲調(diào)填日本軍歌詞），宣揚日本精神、軍威。
學校理所當然也要抓緊對學生的控制和洗腦，但有時不那么順利，還會遭到同學們頑強的軟抵制。正好前幾年已有一位當年的日本老師在一篇文章中詳述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二中的一些情況，現(xiàn)將其摘錄如下。當時剛從臺北帝大畢業(yè)的日本老師寫道：“……臺南二中，臺灣人占全校學生九成以上。對于那兒的特殊性，我并不感到驚訝，卻有深刻的體驗。那就是：一言蔽之，無論用什么形式，一個民族想要支配另一個民族既不應該也不可能的。我目睹了針對臺灣人的瘋狂同化政策，把人的本性摧殘成這樣，使我曾經(jīng)厭惡自己是日本人。當時在學校內(nèi)是嚴禁講臺灣話的，如果觸犯這條規(guī)定要被退學。……在日本正沉醉于太平洋戰(zhàn)爭首戰(zhàn)勝利的某日早會上，校長在講述了當時新聞報道關于在大陸作戰(zhàn)的一名勇敢的日本兵，為了奪取敵方的碉堡，把手伸進正在開火的機關槍的槍眼讓它停火了”的報道后，問道。“怎么，你們也能有這樣勇敢的行為嗎？這時，全校800名學生一個不落的全部舉起了手。那天的第一節(jié)課正好是我的課，于是我在教室里再次向班上的學生詢問：“再問一次，真的認為自己能夠把手伸進槍眼的人舉起手來”。可能是我氣勢洶洶的樣子使他們害怕，誰也沒有舉起手來。我一個勁兒地追問：“為什么說謊？”也沒有任何人回答。我一邊罵學生一邊沉浸于無奈的悲傷中。
我知道，斥責學生毫無道理。在那個早會的氣氛中，作為臺灣學生如果不舉手會是什么結果？舉起手、說假話，是他們不得已的自衛(wèi)手段，這一點，年輕的我其實是明白的。所以我生氣了，強迫他們說謊的強大力量才是可憎的東西。
之后不久，就有一位學生在這一講臺上，運用精妙的三段論式把我置之死地。“先生，盛者必衰，榮枯盛衰是人世之常這句平家物語里的話是真理嗎？”當他認真地這么問我的時候，我回答：“是的。”他又繼續(xù)問道，“真理有例外嗎？”我毫不猶豫的回答“沒有。”于是他又問道：“那么日本有滅亡的時候嗎？”啊！當時自己的困惑和狼狽相即使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仍然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我從來沒有那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無用和渺小……。這是發(fā)生在二中和別班的真實的故事，而在我班上卻發(fā)生了另外一件事。1942年秋天某日下午最后一節(jié)課，臨近下課時，正在給我們上課的日本老師忽然談起有一種糖，本來是紅色的，含在嘴里就變成綠，再變成黃……說到這里，他話峰一轉(zhuǎn)，“這就是支那人，支那人就是變來變?nèi)ィ翢o誠信的變色龍！”剎那間，他的話被全班同學的噓聲所淹沒。他氣急敗壞，鐵青著臉，聲嘶力竭地喊叫：是誰，有種的站出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站起來，全班一潭死水。老師一籌莫展，留下“沒有人承認不下課”，悻悻地走了。一小時、二小時，天暗了，到晚上九時許，還是沒有人承認，老師無法只好讓同學們回家。
1943年戰(zhàn)爭迫近臺灣。二中學生被迫一面念書，一面拿假槍做防空演習、拿真槍進行軍事演習，還要到海邊挖戰(zhàn)壕、筑工事，一去三天五天不回家，吃睡都在海邊上。雖然很辛苦，大家心里卻很高興，因為擺脫“亡國奴”命運的日子已在眼前。
臺灣人本來是不能當兵的。日本人一想到1895年武裝占領臺灣犧牲了4800人，負傷2.7萬人，其傷亡人數(shù)比日軍在此前甲午戰(zhàn)爭中傷亡人數(shù)多出將近一倍；一想到從日據(jù)初期到1915年整整打了20年的臺灣農(nóng)民抗日武裝斗爭，日本人仍然心有余悸，怎么敢把槍交給臺灣人呢！但日本人已無兵可戰(zhàn)，只能冒險讓朝鮮人、臺灣人當兵，于1942年在朝鮮、1943年在臺灣實施特別志愿兵制。（臺灣是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而朝鮮是15年后1910年被日本吞并）而在臺南二中征召“學徒兵”是1944年。那時，日本人已知用常規(guī)打法無法取勝，準備改用非常規(guī)打法，如讓飛行員和飛機一起沖撞、炸毀美軍艦以挽回敗局。校方明確告訴大家，這批學徒兵將成為特攻隊隊員，執(zhí)行沖擊美軍艦的“光榮”任務。既然是志愿兵，形式上得自愿報名。自愿報名意味著成為學徒兵——特攻隊——沖擊美軍艦——死亡；但如果不報名，厄運就在眼前，并還可能連累全家人。（當時莫明失蹤時有發(fā)生，我們班上一位同學也失蹤，迄今不知去向。）怎么辦？唯一的辦法是：設法讓體格檢查不合格。我把我的想法告訴要好的同學，希望他們設法平安規(guī)避災難。這件事我自以為做得很小心，也許校方還是有所察覺，我的畢業(yè)評語竟然是“典型的支那人”。
體檢后沒過多久，戰(zhàn)局忽然吃緊。第一天人們還在街上觀看戰(zhàn)斗機群在空中交戰(zhàn)；第二天戰(zhàn)斗機不見了，只見轟炸機一隊隊飛過去；第三天B12就把全島第二大城市——臺南炸毀了，頓時停水停電，學校停課，我家連夜疏散到老家——臺南縣大內(nèi)鄉(xiāng)。1945年3月我中學畢業(yè)；4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實行征兵制，6月通知我到麻豆做征兵體檢，因近視未被征入伍；8月日本宣布投降。
9月，我仍在大內(nèi)就聽說臺北等地開始復仇了，臺灣人四處毆打日本警察及做日本走狗的臺籍警察。留在府城的同學告訴我，他們在輪流打日本老師。有的日本老師找到同學們說，希望你們能早一點打我，免得我天天提心吊膽，吃不下睡不著。10月國民黨軍隊進駐臺灣，臺灣同胞唱著全臺統(tǒng)一的歡迎歌：“臺灣今日慶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歡聲；六百萬民同歡樂，壺漿簞食表歡迎！”熱烈歡迎背紙傘、挑著行李的國軍到來；這跟50年前日本侵略者到臺灣時，臺胞用槍炮大刀“歡迎”日本兵，形成多么鮮明的對比啊！日本人精心策劃的皇民化運動，至此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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